在“双减”落地的第三个年头，各地课后服务正愈发规范完善。
4月1日下午，湖南省
教育厅等五部门印发《湖南省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实施办法》（下称《办法》），对该地义务教育课后服务的范围、时间、内容、渠道，以及收费等作出细致规定。
《办法》的诞生背景，一方面源于“双减”后，湖南制定的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暂行办法两年有效期已过，须重新制定新文件。
另一方面，教育部等四部门去年底联合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，明确提出五个“严禁”的要求，各地需要贯彻落实。
相比此前的暂行办法，《办法》继续贯彻了课后服务“自主自愿”、“公益属性”、“全面育人”、“主动公开”的基本原则，并在具体落地层面有了更细致的规定。
比如课后服务时间，《办法》新增了一点要求，即以课时为计费单位的，课时时间应按照小学40分钟、初中45分钟执行。
和教育部规定一致，《办法》也强调了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早到校看管和自习、午餐午休看管、晚自习等服务不得纳入课后服务范围。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学生刷题备考、讲授新课或集体补课。
在课后服务的内容上，《办法》进一步详细提到，推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工作日“1+X”课后服务模式。
“1”即学科辅导服务，包括指导完成作业、面批面改、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答疑和学习拓展指导等；“X”即非学科类素质拓展服务，包括德育、
体育、美育、劳动、阅读、科学、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等。
学科辅导和非学科素质拓展相结合的基础上，“原则上每周素质拓展服务时间占比要达到50%以上”。
《办法》还提倡多开展室外活动，适当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，鼓励当天没有体育课的班级开设1节体育类课后服务；小学1-2年级以素质拓展服务为主，不得借课后服务布置任何书面家庭作业。
师资力量不足是校内课后服务的一道门槛，《办法》提到以下几个解决方案：
一是组织区域内的优秀教师、骨干教师到学校提供课后服务；二是，由学校聘请退休教师、退役运动员、非遗传承人、志愿者以及艺术团、歌舞剧院具备资质的专业人士等提供课后服务。
三是引进具有相应资质、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，这对第三方机构的遴选审核、招标、以及日常监管都提出一系列要求。
比如，要建立校外引进人员资格审查机制，严禁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进入学校提供课后服务。任何学校不得把课后服务工作完全交给第三方机构或组织，严禁第三方机构或组织参与校内学科类服务。
公益性原则在收费上得到进一步确认，即引进费用要明显低于
培训机构在校外提供同质培训服务的收费标准。
各地对于第三方机构的引入整体要求相差不大，但在各别细节上稍有出入。
例如浙江省曾专门针对第三方机构的引入出具相关文件，规定校外培训机构的遴选要采用“双层遴选”形式，即“区域遴选”和“学校招选”。前者在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协调下，由科技、文旅、体育等非学科机构的主管部门分别牵头落实；后者由各学校负责。
为确保遴选工作公开公正，遴选“白名单”的评审专家从各地主管部门建立的专家库中随机产生；评审过程应有多方代表参与监督。
允许第三方机构引入，为校外培训机构带来了机会，这甚至成为不少从业者的共识，即课后服务市场是“双减”之下为数不多的增量市场。
过去两年，课后服务市场肉眼可见地热闹起来了，各方势力纷纷入场抢占地盘。
一面是老牌的进校巨头，诸如鸿合科技（002955.SZ）、科大讯飞（002230），它们依靠渠道资源优势快速攻城略地，擅于提供更完整、迭代速度更快的解决方案。鸿合科技更是对课后服务市场寄予厚望，将其视为第二增长曲线。
一面是以K12头部
品牌为代表的
玩家，如猿辅导的飞象星球、作业帮的子品牌云思智学等，它们往往长于内容和教研，通过线上老师主讲，线下老师主导的模式，为学校提供服务。
还有一批专注课后服务赛道的垂直玩家，如杭州起家的好多素教、广州起家的课外喵等，利用本地化优势，从区域起家再向外拓展。
除了这些老牌玩家外，在疫情期间通过在线开课快速拓展校内市场的阿里、腾讯，“双减”之后，也第一时间面向课后服务市场发布解决方案。互联网大厂加码课后服务市场的逻辑，更多是提供管理平台，发挥管理工具的作用。
市场规模也足够大，按照2022年全国中小学校21.66万所、中小学生1.85亿人、300元/人/学期的费用测算，课后服务潜在市场达1110亿元。
“未来三年，50%以上的素质教育需求将转移至校内课后服务，市场规模将从‘双减’前的150多亿元增长至2400亿元。”好多素教联合创始人谢新宇曾在采访中告诉界面教育。
这个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两点，一来，政策监管下，不少原本就有运营问题的素质教育机构存在倒闭风险；二来，“学校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”下，校外托管性质的素质教育机构也将大规模减少。
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联盟创始人、课后服务行业资深专家张洪伟对界面教育称，如今的课后服务市场尚属于早期、分散状态，“真正的头部玩家还没出现，所谓头部玩家至少占有10%-20%的市场份额。”
张洪伟认为，从整个行业来看，课后服务行业容量非常大，目前行业起步，远没有到争存量市场；每一家参与者擅长的不一样，课后服务对于渠道资源、落地运营能力有极高的挑战，合作将远远大于竞争。
张洪伟在今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，就课后服务行业而言，2024年的最大变化是其管辖权已经逐渐从“基教”转移到了“校外培训机构监管”部门。
这意味着原来由校内师资为主的模式，逐步走向校内师资+校外机构并存，也进一步说明在过去三年中，教育部门领导充分意识到当下的决策机制及收费政策，对于课后服务的落地和顺利开展存在着一定的问题，面对这种新形势，需要有新的解决方案来应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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