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传统语文
教育可说是“篇本位”的教育。重视的是篇章的熟读和背诵，在熟读和背诵篇章的过程中，也就认识和逐渐掌握了汉字。“三百千”，以及多部经典，数十篇、数百篇优美的诗文烂熟于心，多口而出。这些作品中的文字怎么会不记得？不仅能够记得，也能够懂得，而且，按周振甫先生的说法，这懂是“立体的懂”，因为作品中的字词都有其上下文，其含义是具体的。因为采用了这种通过熟读和背诵来掌握汉字的做法，传统教育中，识字教育根本就不是问题。
这本来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宝贵经验。遗憾的是，自上个世纪初，学校的语文教育基本抛弃了这一经验，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理论，语文学习的重点不在放在篇章的熟读和背诵上，而是放在了“字词教学”之上。而且，即使是在小学的低年级，也要求学生对每一个字或词，做到“四会”：会认、会写、会讲、会用。从此，汉字的掌握变得非常之缓慢。传统语文教育中，一年之内就可以通过熟读、背诵“三百千”而认识2000个左右的汉字，同样多的汉字，到了现代语文教育之中，两年甚至三年还掌握不了。
语文能力的提高，关键在阅读。而阅读，并不需要“精确”地认识汉字为基础。不是说，每个汉字的字形都完全没有错误才能阅读，有些时候，连字音读错，都没有多大的关系。周谷城曾提出一种看法，他说：“识字不是文字教育的基本，而且识字与读书在心理上是根本不同的两种心理过程，甚至于会相互冲突。因为读书重了解意义，识字往往斤斤于形音的认识。读书时太重形音，则读不快，甚至于不易获得全篇意义。反过来说，一篇文中或一本书中有若干字不识，只须大意可懂，尽可以不去管他。”这是对的。杨绛就讲过，钱锺书小时候读书，把“呆子”念成“岂子”。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。黑龙江的一位语文特级教师董一菲，从小酷爱读书，遇到不认识的字，就连蒙带猜，把郁郁葱葱错念成都都（dūdū）忽（hūhū），把“恍然大悟”读成“光然大语”。“时光荏苒”读不下来，干脆念成“时光草草”。有些字的字形也弄错，如把舅舅的“舅”字写错。她说：“直至工作了大约十年以后，我在黑板上毫无愧色地写下了错别字，把‘舅舅’的‘舅’字的‘臼’写成自己的‘自’，被一个‘勇敢’的孩子当场‘抓获’，我才幡然醒悟。”董一菲在语文教学方面的成就，得益于她早年的大量阅读。即使是作为一个语文教师，她读了一些错字、甚至写了错字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关系。阅读，可以说是语文教育中的西瓜，而字词只是芝麻。现代的学校语文教育，在多数情况下，把主要的经历放在了字词的训练上，是捡了芝麻，丢了西瓜。
语文能力包括阅读的能力和写作的能力。阅读能力需要阅读活动来提高，写作也需要有阅读的基础。写作时，需要有文章的积累，包括心中有多篇文章的“样子”。现代语文教育把主要精力放在字词的积累上，学生心中记住了篇章却没有多少，这就很难写出“像样”的文章。这就像，要盖一个房子，光有砖头还不行，还需要心里有房子的“样子”，需要照着样子来盖，若心中完全不知道房子是什么样的，那么，即使是拥有了全
世界所有的砖头，也没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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